12月25日，在北京大学第七届“光华新年论坛”上，经济学教授厉以宁谈到如下观点：中国的发展，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；而中产者队伍的壮大，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，而不是靠实行高税收，把富人降为中产者。（《华夏时报》12月27日报道）


　　说实在话，笔者只赞同厉教授观点的前半部分。中国的发展，确实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。而中产者的壮大，也确实需要逐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，让他们变成中产阶级。但是，厉教授对“实行高税收，会把富人降为中产阶层”耿耿于怀，却让人觉得不仅有些以偏概全，而且有些敏感得令人不可思议。


　　尽管近日有消息说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要调高。但是什么时候调、起征点是多少，尚无定论。笔者以为，此项政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富人的财富产生影响，决不是概念推论那么简单。中国的发展，更不是“富人的积极或消极”这一个因素在起作用。厉教授的观点，起码在以下方面值得商榷。


　　第一，税收的根本意义并不是“均贫富”。税收的根本意义是什么？是公民向国家应尽的财政义务，而决不是仅仅“杀”谁“济”谁。即使有“均贫富”的功能，充其量也是“副产品”。如果按照厉教授的观点，要让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水平，以尽快达到中产阶级水平，因此不可能纳税过多；而对富人，又不能“通过累进税率让他们变穷”，那么税收责任到底由谁来尽呢？从能力来说，富人为社会多尽一些纳税义务，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？


　　第二，由于市场经济对效率的追求，财富在不同人之间分配的不平衡几乎是一种必然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本来就应该着力解决这一问题，共同富裕才是这一体制的优越之处。如何解决？除了通过政策资源分配的手，显然没有别的办法。税收，尤其是所得税，正是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有效手段。而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多年来一直是以流转税为主体，所得税收入比重极低，弱化了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。因此，通过税制改革，强化调节收入的功能，决非是在走“均贫富”的老路。而是在容忍一定程度差距的基础上，防止差距的过分拉大，以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。


　　第三，厉教授担忧的“提高低收入者收入”问题，政府只能通过宏观政策来体现，效果应该全面、客观地认识。从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、取消农业税、建立健全卫生体系、清欠农民工工资、加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，到促进城镇就业和下岗再就业，这些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明确政策，无不着眼于“平衡”，着眼于“效率优先，兼顾公平”。


　　即将推出的所得税改革，其累进税率的具体标准尚无定论，遗产税近期开征又绝无可能。在政策没有最终出台的情况下，先急着为富人的钱包担心，这样的“富人情结”要不得。